锁
蒋德厚每天晚上十点锁门。
这是规矩。谭老板定的规矩，从他来华城电子厂做车间主任第一天就有了。宿舍楼东边的安全楼梯，铁门，一把船形挂锁，钥匙在他裤兜里。白天不锁，晚上十点锁，早上六点开。
理由是防盗。工人偷东西——偷电子元件、铜线、锡条，揣在兜里带出去卖。谭老板说过，一个月光是料损就亏几千块。安全门通往厂区后面的小巷，没有监控，夜班的保安又只有一个人，看不过来。
锁了安全门，工人晚上只能走正门出入。正门有保安，有登记本。
蒋德厚觉得这个规矩有道理。八年了，他每天晚上十点准时去锁，像刷牙洗脸一样自然。
那天晚上也一样。
2003年12月的深圳，入冬了，但不冷。白天还能穿短袖，晚上加一件薄外套就够了。蒋德厚穿着灰色的工作服，外面套了件军绿色的棉马甲——他老婆从黄冈寄来的，嫌深圳的衣服贵，这件马甲穿了三年了，拉链坏了，用别针别着。
十点差几分，他从一楼办公室出来。办公室是车间旁边隔出来的一个小房间，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铁皮柜，柜子上贴着生产排班表和安全生产标语。标语是去年上面检查时临时打印的，红底黄字："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他经过二楼的时候，听到有人在走廊里说话。声音不大，是两个女孩子在嘀咕什么。他没在意。宿舍楼里住了六十多个人，大部分是女工，晚上熄灯前总有人在走廊里聊天、打电话、晾衣服。
三楼。安全门在东边尽头。走廊的灯是声控的，他走过去，灯啪嗒亮了，白惨惨的日光灯管闪了两下才稳住。安全门是灰色的铁门，表面刷了防锈漆，漆已经起了泡，有几块剥落了，露出底下的铁锈。
他从裤兜里摸出钥匙。钥匙串上有三把钥匙——安全门的、车间工具柜的、他自己宿舍的。安全门的钥匙最大，黄铜的，磨得发亮。
挂锁挂在门闩上。他把锁扣合上，插钥匙，拧了一下。咔嗒。
锁好了。
他转身往回走。声控灯在他身后一盏一盏灭掉，走廊重新陷入黑暗。
他回到一楼办公室，泡了杯茶。茶是从老家带的，黄冈的毛尖，不是什么好茶，但他喝习惯了。搪瓷杯里的茶叶已经泡了一整天，颜色深得发褐，苦。
他坐在椅子上翻手机。手机是诺基亚的，屏幕小，只能发短信和打电话。老婆下午发了条短信：儿子期中考试数学考了78分，比上次高了11分。他回了个"好"。
想了想，又打了几个字："跟娃儿说继续努力。"
发完短信他看了看表。十点二十。夜班的工人已经上线了，车间里传来冲压机的声音，规律的、沉闷的、不间断的——咚、咚、咚——像一颗巨大的心脏在跳。他在这个声音里生活了八年，已经能在里面睡着了。
他确实准备睡了。他的宿舍在一楼，离办公室不远，但他经常在办公室凑合。椅子靠背放低，脚搁在铁皮柜的底层抽屉上，将就一晚。
他闭上眼睛。
他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
把他吵醒的不是声音，是光。一种不对的光。他睁开眼，看到窗户外面是橘红色的——不是路灯的黄，不是车灯的白，是橘红色的，在抖动。
他坐起来。
然后他听到了喊声。不是一个人在喊，是很多人。有人在喊"着火了"，有人在尖叫，声音从楼上传下来，被冲压机的咚咚声搅碎了。
他冲出办公室。
一楼走廊已经有烟了。不浓，像清晨的薄雾，但呛。他抬头看——楼梯口的方向，烟更浓，往下翻滚。火光从二楼和三楼之间的某个地方映下来。
他楞了几秒钟。
然后他想到了那把锁。
三楼。东边。安全门。他锁的。
他的手伸进裤兜——钥匙还在。他攥着钥匙往楼上跑。
二楼已经全是烟了。他弯着腰，一只手捂住口鼻，一只手扶着墙壁。楼梯的扶手是铁的，烫。不是滚烫，但明显比平时热。他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开锁。上去，开锁，把门打开。
他上到三楼楼梯口的时候，烟像一堵墙挡在面前。黑的。不是灰烟，是黑烟，里面夹着一种刺鼻的味道——塑料烧焦的味道，有毒。他在工厂干了八年，知道这种烟是什么东西烧出来的——电子元件的外壳、电线的绝缘皮、塑料包装。这些东西烧起来放出的烟能要人命。
他退了一步。
他站在楼梯口，看着三楼走廊里的黑烟。烟在往他这边涌，像活的东西。
他听到有人在拍门。很远，东边，安全门的方向。铁门被拍得咚咚响，和楼下冲压机的声音混在一起，分不清哪个是哪个。
他往前走了一步。烟灌进他的喉咙，他剧烈地咳起来，弯下腰，眼泪一下子涌出来。他什么都看不见了。
他又退回来。
退到楼梯口。退到二楼。退到一楼。
他站在一楼走廊里，手里攥着钥匙。黄铜钥匙硌着他的手心，上面有他手掌的汗。
楼上的拍门声还在继续。
后来的事他记不全了。或者说，他记得，但记忆是断裂的，像一卷被剪过的胶片。
消防车来了。他不知道谁报的警。消防员冲上去了。他站在厂门口的空地上，和其他从一楼跑出来的人挤在一起。
有人被抬下来。有人盖了白布。
他数了。七个。七个盖白布的。
他站在那里，手还在裤兜里，攥着那串钥匙。
有个消防员问他："你是这里的管理人员？"
"车间主任。"他说。
"三楼东边那个安全门，锁着的。钥匙在谁那里？"
蒋德厚把手从裤兜里拿出来。钥匙在他手心里，黄铜的，被汗浸湿了。
他张了张嘴。
"不——不知道。"他说。"可能是保安锁的。我不清楚。"
消防员看了他一眼，转身去找保安了。
蒋德厚把钥匙重新放进裤兜。他的手在抖。
第二天，谭老板来了。不是谭永昌自己来的——他坐在车里没下来，来的是他儿子谭志强。二十五岁，穿皮夹克，头发抹了啫喱，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
谭志强把蒋德厚叫到旁边，站在厂区围墙根底下。围墙上爬满了炮仗花，橘红色的小花一簇一簇，开得正好。
"老蒋，安全门的事，你怎么跟消防队说的？"
"我说不知道。"
"不知道什么？"
"不知道谁锁的。"
谭志强点了点头。"那就不知道。"
他从夹克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白色的，鼓鼓的，递过来。蒋德厚没接。
"拿着。"谭志强说，语气不重，但不容商量。"辛苦费。你干了八年了，辛苦。"
蒋德厚看着那个信封。信封没封口，他能看见里面是一叠钱，红色的，百元钞。
"安全门的钥匙，你手上那把，给我。"
蒋德厚又把手伸进裤兜。钥匙已经在那里待了一整夜，黄铜被他的体温捂热了。他把钥匙串拿出来，解下安全门那把，递给谭志强。
谭志强接过钥匙，看了一眼，放进自己口袋。然后把信封塞进蒋德厚的手里。
"年后别来了。"谭志强说。"回老家歇歇。"
他转身走了。皮鞋踩在水泥地上，声音很脆。
蒋德厚站在围墙根底下，手里拿着信封。炮仗花的花瓣落了几片，粘在他的棉马甲上。
他后来数了。信封里是三万块。
2004年春节后，蒋德厚没有再回深圳。他用那三万块加上自己的积蓄，在黄冈县城盘了一间门面，开了家五金店。卖螺丝、钉子、扳手、管钳、电线、开关。
五金店不大，三十来平方，门口摆着几个铁架子，上面挂满了各种尺寸的螺丝螺母。他每天早上七点开门，晚上九点关门。生意不好不坏，养家够了。
儿子上了高中，后来考上了武汉的一所二本。老婆在店里帮忙，有时候说他话少了——"以前在深圳的时候你话挺多的，回来怎么变哑巴了。"
他没法说。他不知道怎么跟老婆讲——有七个人死了，安全门是我锁的。他试过在脑子里组织语言，每次组织到一半就放弃了。不是不敢说，是说出来之后怎么办？他想象不出那个"之后"。
他把那串钥匙留着了。不是安全门的钥匙——那把已经给了谭志强。他留的是车间工具柜的钥匙和宿舍的钥匙，还串在一起。他把钥匙串扔进五金店柜台下面的一个鞋盒里，和一些旧收据、过期的名片放在一起。
他从来不去翻那个鞋盒。但他知道钥匙在那里。
有时候夜里他会醒。不是做噩梦——他很少做关于那天晚上的梦，奇怪的是，他梦见的反而都是些不相干的事：梦见小时候在老家的池塘里摸鱼，梦见部队里的战友。他是半夜自己醒的，没有原因，突然睁开眼，看着天花板。
天花板上什么都没有。黄冈的老房子，水泥天花板，刷了白灰。
他会在黑暗中躺很久。有时候听老婆的呼吸声，有时候听外面的狗叫。然后他会想起来——不是刻意去想，是它自己来的——咔嗒。
咔嗒。
锁扣合上的声音。那天晚上十点，三楼走廊尽头，声控灯下面，他把挂锁扣合上，插钥匙，拧了一下。
咔嗒。
那个声音很小。一秒钟都不到。但它像一颗钉子，钉在他脑子里的某个位置。二十年了，没有生锈，没有松动。每次它冒出来，他就清醒了，然后再也睡不着。
他会起床，去厨房倒杯水，站在窗户前喝。黄冈的夜很安静，不像深圳，深圳到处都是声音——机器、车、人。这里只有虫子在叫。
他喝完水回去躺下。老婆翻了个身，含糊地问一句"怎么了"。
"没事。上厕所。"
他闭上眼睛。咔嗒的声音还在，但小了一点。他等着它消失。有时候要等很久。
2024年秋天，他收到一个电话。手机上显示的是深圳的号码。
他犹豫了几秒钟，接了。
"请问是蒋德厚蒋师傅吗？"
声音年轻，男的，普通话很标准。
"我是。你哪位？"
"您好，我叫周衍，是深圳宝安一个法律援助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想了解一些华城电子厂的情况——就是原来福永那边的华城电子厂，您以前在那里工作过，对吧？"
蒋德厚坐在五金店的柜台后面。手机贴在耳朵上，他能听到对面有键盘的声音，有人在打字。
华城电子厂。
二十年了。
"你找错人了吧。"他说。"我不记得什么华城电子厂。"
"蒋师傅，我查过工商登记，您2001年到2004年在华城电子厂任职——"
"我说了，你找错人了。"
他挂了电话。
手机屏幕暗下去，他的脸映在黑色的屏幕上。一张五十九岁的脸，皱纹很深，嘴角往下垂，眼袋松松垮垮地耷拉着。
他把手机放在柜台上，看着门外。门外是一条老街，对面是一家卖猪肉的铺子，猪肉佬正在用刀剁排骨。刀落在砧板上，咚、咚、咚。
蒋德厚忽然站起来，走到柜台后面，弯腰翻出那个鞋盒。
鞋盒上积了一层灰。他打开盖子，拨开旧收据和名片，找到了那串钥匙。两把，串在一个生了锈的铁丝环上。黄铜已经变成了暗绿色。
他把钥匙握在手心里，感觉它的重量。很轻。两把钥匙加起来还没有一颗螺丝重。
门口有人进来了。"老板，有没有四寸的合页？"
"有。"他把钥匙放回鞋盒，盖上盖子。"你要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