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
郑泽远花了两天把段逢年的笔记本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不是随便翻——他看的方式是做尽调的方式。第一遍通读，画线，标注不懂的地方。第二遍专挑数字：金额、日期、距离、时间差。第三遍只看段逢年自己写的批注——那些批注是法官的思维痕迹，比事实更有用。
第三遍看完，他在僧舍的地上——用树枝蘸了水——画了一张图。
图的中心是一个圆：八万。
八万块的金饰。2007年3月，四川德阳旌阳区金鑫首饰店。
圆的左边一条线，指向另一个圆：一万。从陈守义住处搜出来的。这条线是实的——有证据。
圆的右边一条虚线，指向一个问号：七万。
七万去哪了？
这是整个案子里最硬的漏洞。血迹需要DNA鉴定，学籍需要查档案，这些在四千二百米的破庙里做不了。但七万块金饰的流向——这是一个资金链问题。资金链问题他在行。
他靠在墙上想了一个小时。
想的时候没闲着。手指在膝盖上不停地动——按计算器的动作。他自己知道这个习惯，但改不掉。十几年商场，手指的肌肉记忆比脑子还快。
一个小时以后他得出了三个判断。
第一：陈守义不可能自己销赃。
2007年的二三线城市，金饰变现只有几个渠道：正规金店回购（要身份证登记）、当铺（要登记）、私人打金匠（量小）、地下收金（有组织）。一个二十岁的农村孩子，在德阳待了不到一年——段逢年的笔记上写着陈守义是案发前八个月才到德阳打工的——他上哪找地下收金的渠道？
不是不存在这种渠道。2007年的德阳，黄金加工行业不算大，但绵竹、什邡那边有些小作坊，做首饰代加工，原料来路不太干净的也收。但这些渠道需要中间人。需要熟人介绍。需要——
需要"本地关系"。
陈守义没有本地关系。他在德阳只有一个身份：工地上的小工。段逢年的笔记里抄了劳务派遣的记录——陈守义是通过老家的包工头到德阳的，在城北一个商品楼工地干杂活，住工地宿舍，一天挣四十块。工友的证词说他"不爱说话，下了班就回宿舍，偶尔去网吧"。
这种人——孤立的、无社会网络的、边缘的——不具备销赃七万块金饰的能力。
除非有人帮他。
但如果有人帮他——那这个人为什么没被查到？
第二：如果不是陈守义销的，那拿走七万块金饰的另有其人。
这和段逢年的推测吻合——如果保险柜在陈守义到达之前就被人打开过，那第一个进去的人拿走了大部分金饰。陈守义只是捡了剩下的。
第一个人知道密码。知道密码意味着和金店有关系——店员、亲友、供应商、经常来的客人。这个范围虽然不小，但比"随机闯入者"有迹可循。
第三：赃款的数额本身可能有问题。
八万。这个数字是金店老板王建国的妻子报的——保险柜里原来有多少金饰，只有她和死去的王建国知道。段逢年的笔记里记了一句："王妻报案时称保险柜内有价值约八万元金饰，具体数量需清点。后续无详细清点记录。"
没有清点记录。
郑泽远在地上的水迹干了之后又画了一遍。这次他在"八万"旁边加了一个问号。
八万是报的数。报的数不等于实际数。金店老板的保险柜里到底有多少金饰，只有保险柜知道。保险柜不会说话。
如果实际金额小于八万呢？比如只有三万——那陈守义搜出来的一万就占了三分之一，剩下的两万由第一个人带走。两万比七万好销得多。
如果王妻多报了呢？为什么多报？保险？还是——
他停了。
这条路太远了。他在猜。猜是商场上最忌讳的事——猜出来的方案不能立项，猜出来的数字不能报审。他需要事实。
他需要打电话。
下午三点。阳光从院子的西墙上往东退。核桃树的影子变长了，爬到了厨房门口。
郑泽远拿着手机站在寺庙后面的山坡上。
信号。他需要信号。
手机屏幕左上角的信号格在"无信号"和"一格"之间跳。他往上走了二十步。一格变成了两格。又走了十步。两格。稳了。
他站在那里，身体被风吹得有点歪。四月中旬的高原风不算大，但干，带着沙，吹在脸上像有人用砂纸蹭。
他翻手机通讯录。
一千三百多个联系人。以前他觉得这是人脉——人脉就是钱脉，这是他入行时老板教他的。现在一千三百多个联系人里，能接他电话的不超过十个。
他不需要十个。他只需要一个。
他找到了一个名字：老周。
老周叫周光明，以前在四川做五金建材的。郑泽远和他合作过两个项目——2015年绵阳的一个，2017年德阳的一个。德阳。
德阳的项目做了八个月。那八个月里郑泽远和周光明隔三差五喝酒。周光明是德阳本地人，在那边扎了二十多年。他认识的人多——从建材市场到区政府，从包工头到派出所，他能叫出名字的人比郑泽远整个通讯录还多。
郑泽远最后一次和周光明联系是两年前。那时候他的资金链还没断——或者说已经在断的边缘，但他还不知道。他给周光明打电话是想拉他投一个新项目。周光明说"考虑考虑"。后来就没下文了。
现在他要打电话给一个两年没联系的人，问一个2007年的金店抢劫案。
他按了拨出键。
响了六声。
"喂？"
周光明的声音和两年前没什么变化。大嗓门，带着四川口音。
"老周，我——郑泽远。"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不长，但够郑泽远把各种可能性在脑子里过一遍——挂断、"你谁"、"别打来了"。
"老郑？"周光明的语气有点意外。"你还活着啊？"
这话粗糙，但不是恶意。四川人说话就这样——生死挂在嘴边，不当回事。
"活着。"郑泽远说。"在青海。"
"青海？你跑青海干什么？"
"散心。"
周光明笑了一声。"散心"这两个字从一个欠了一千七百万的人嘴里说出来，怎么听都不像散心。但周光明没追问。
"什么事？"
"问你个事。"郑泽远说。"2007年，德阳旌阳区，有一个金店——金鑫首饰店——出过一个案子。你知道不？"
电话那头又沉默了。这次长一点。
"2007年？"周光明说。"十九年了。金店——旌阳区的？"
"对。金鑫首饰店。老板叫王建国。凌晨被人闯进去，死了。"
"哦——你说那个。"周光明的声音变了——从随意变成了一种回忆的调子。"我知道。当年闹得挺大的。我那时候刚在德阳站稳脚，做五金的圈子不大，金店虽然不是五金但都在建材城那一片。出了命案大家都在传。"
"你认识那个金店老板吗？"
"不认识。但知道。旌阳区就那么大，做生意的低头不见抬头见。王建国——对，姓王——他那个店不大，在新华巷还是文庙巷来着。老店了，开了至少十年。"
"他老婆呢？你认识不？"
"不认识。听说是本地人。案子以后——好像搬走了？不太清楚了。十九年了，老郑。你问这个干什么？"
郑泽远靠在一块石头上。风大了一点，吹得他眯眼。
"帮个朋友查点东西。"他说。"老周，我问你个专业问题——2007年在德阳，如果一个人手上有几万块的金饰，想变现，不走正规渠道，有什么办法？"
周光明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三四秒。
"你在干什么？"
"我说了，帮朋友查东西。"
"什么朋友？你在青海能有什么朋友？"
"你管我什么朋友。你就说，2007年德阳有没有收来路不明的金子的渠道？"
周光明吸了一口气。郑泽远听到了打火机的声音——他在点烟。
"有。"周光明说。"2007年那阵子黄金刚开始涨价——国际金价从六百美元往上走。德阳不算大，但绵竹那边有一些小作坊，做首饰代加工的。正规的也有，不正规的也有。不正规的——收旧金重新打，不问来路。但量不能太大。几千块的可以。几万的——"
"几万的呢？"
"几万的得找人。得有中间人。"周光明吐了口烟——郑泽远能听到呼气的声音。"老郑，2007年的事了。你真的只是帮朋友？"
"真的。"
"你不是在替谁翻案吧？"
郑泽远的嘴角动了一下。周光明的脑子不慢——做生意的人脑子都不慢。
"我没那个能力。"郑泽远说。"我就是想知道一个可能性。如果有人在2007年的德阳想销七万块金饰——不走正规渠道——最可能的方式是什么？"
"七万？"周光明的声音升了半度。"2007年的七万——那得是小两百克黄金。老郑，这个量——不是找个小作坊就能消化的。这个量需要——"
他停了。
"需要什么？"
"需要一个买家。"周光明说。"不是收旧金的作坊——作坊没这么多现金。需要一个有现金的人，一次性吃下来。2007年的德阳——这种人不多。做这种生意的——"
"你能帮我打听一下吗？"
电话那头安静了五秒。
"老郑。"周光明的声音低了。"我说句实话。你现在——你的情况我多少听说了一点。你自己的事还没解决，你管别人的案子干什么？"
郑泽远看着远处的雪山。山尖上的雪在午后的阳光下亮得发白，像一块刚切开的白纸。
"我知道。"他说。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你在干一件没有意义的事。"
"也许吧。"
"什么叫也许？老郑，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人。你以前做事——"周光明顿了一下，"你以前做事都是有目的的。你现在的目的是什么？"
郑泽远不说话。
他确实不知道目的是什么。他以前做的每一件事都有目的——打电话是为了项目，吃饭是为了关系，连散步都是在想下一步怎么走。他的人生是一张甘特图，每一行都有起止时间、负责人、预期产出。
现在甘特图空了。所有的行都被删了。他是一张空白的表格。
帮段逢年查案子能填上一行吗？填上了又怎样？这一行的"预期产出"是什么？帮一个死了十九年的人？帮一个六十七岁的法官睡个好觉？
投资回报率为零。
但他的脑子在跑。脑子不管投资回报率——脑子只管"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像以前拿到一块烂地，甲方说不好做，他偏要做方案出来。不是为了赚钱，是脑子停不下来。
"老周。"他说。"帮我这个忙。就打听一下——2007年左右，德阳有没有人突然做了一笔来路不明的黄金生意。不一定是金饰——可能是重新打过的，可能是熔了的。你在那边二十多年，你那些朋友——五金的、建材的、做加工的——随便问问就行。"
"你给我时间。"周光明说。"十九年了。当年的人——有些还在，有些不在了。我问问。但老郑——我不保证有结果。"
"我知道。"
"还有——你欠我一顿饭。"
"等我有钱了。"
"得了吧。"周光明笑了一声。"你那个钱，我不指望了。挂了啊。"
电话断了。
郑泽远握着手机站了一会儿。
通话时长：四分二十三秒。
话费扣了多少？漫游——他的手机号是深圳的，在青海算漫游吗？应该不算了，取消漫游费好几年了。那就是本地通话，一分钟——
他掐断了这个念头。
口袋里的两千三百块——现在应该是两千二百多了。上次充话费花了五十。
他往山下走。走了几步膝盖又响。
回到寺庙，段逢年在院子里。
不是写笔记——他在补衣服。一件深蓝色的棉衣，袖口磨破了。段逢年手里拿着针线——扎西给的，一个铁皮盒子里的针线包，线只有白色和黑色两种。他用白线补蓝衣服，每一针都扎得很稳，但线迹在深色布料上显得很刺眼。
"你这个补法。"郑泽远在他对面坐下来。"白线补蓝衣服。"
"有线就不错了。你嫌难看你来？"段逢年头也没抬。
"我不会补。"
"那就别废话。"
郑泽远看了他一会儿。一个六十七岁的退休法官，坐在四千二百米的破庙院子里用白线补蓝衣服。老花镜架在鼻梁上，眼睛离布面不到二十厘米。手不抖——至少拿针的时候不抖。
"我打了个电话。"郑泽远说。
段逢年的针停了。他抬头。老花镜后面的眼睛看着郑泽远。
"打给谁？"
"一个朋友。在德阳做生意的。做了二十多年。我让他帮忙打听——2007年前后德阳有没有人做过来路不明的黄金生意。"
段逢年放下衣服。针别在布上，白线拖了一段。
他没说话。看了郑泽远至少有十秒。
"你——"他开口，又停了。
"我什么？"
"你用什么身份打听？"段逢年的声音很小——不是压低，是那种从喉咙深处出来的、被什么东西压着的声音。"你一个破产的人，打电话问一个不相干的朋友，打听一个十九年前的案子——他不觉得奇怪？"
"他觉得。"
"那你怎么解释的？"
"说帮朋友查东西。"
"他信了？"
"信不信不重要。他答应帮我问了。"
段逢年的手放在膝盖上。他的手比拿针的时候稳——不对，比拿针的时候不稳。有一种微微的颤——不是老年性震颤，是情绪。
"郑泽远。"段逢年说。他很少叫全名。
"说。"
"这件事——我没让你帮忙。"
"我知道。"
"你帮了也没用。就算查到什么——一个退休法官和一个破产商人，没有权力、没有渠道、没有——"
"我知道。"郑泽远打断了他。"段老头，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没权力，没渠道，没用。你说了三遍了。但你自己每天还在翻那个笔记本。你觉得翻笔记本有用？"
段逢年不说话。
"你翻笔记本和我打电话是一回事。"郑泽远说。"都是做了也没用的事。区别是我做事的方式和你不一样——你是法官的方式，看证据、做推理、画箭头。我是商人的方式，打电话、问人、查流水。方式不一样，都没用。"
"那你为什么做？"
郑泽远靠在身后的核桃树干上。树干粗糙，硌着他的后背。
"因为停不下来。"他说。
段逢年看着他。那个法官的审视目光还在，但底下有一层别的东西——不是怀疑，不是感激。更像是一种辨认。一个失眠的人认出另一个失眠的人。不需要说"你也睡不着"——看眼圈就知道了。
段逢年拿起衣服，继续补。针穿过布料，白线拉紧。
"赃款这条线，"段逢年说，声音恢复了正常的调子——低沉的、慢的、像在念判决书的，"如果你朋友真能打听到什么——注意，可能性很小——那也只能证明有人买过来路不明的黄金。不能证明那批黄金和金鑫首饰店有关。"
"我知道。"
"更不能证明陈守义没干。"
"我知道。"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这条线最好的结果也只是多一个疑点。疑点不是证据。十九年过去了，即使找到当年买金的人——如果他还在的话——他凭什么说实话？他买了赃物，说出来等于自首。"
"我知道。"郑泽远说了第四遍。
段逢年的针扎穿了布，停在那里。他隔着老花镜看着郑泽远。
"你就会说'我知道'？"
"你想让我说什么？说'我会找到证据还陈守义清白'？"郑泽远说。"段老头，我不是律师也不是侦探。我是一个欠了一千七百万的人。我能做的就是打一个电话。打了可能没用。但打总比不打多一个可能性。你是法官，你应该比我更懂——判决需要证据，但调查只需要一条线索。"
段逢年的嘴角动了一下。不是笑——是那种肌肉控制不住的微小动作。
"你以前做项目也是这样的？先打电话再说？"
"差不多。"郑泽远说。"做项目的第一步不是画图纸。第一步是打电话——问甲方要什么、问供应商有什么、问银行给不给贷。图纸画得再漂亮，打不通电话都白搭。"
段逢年把针从布上拔出来，咬断了线。白线在蓝布上歪歪扭扭地走了一条，像河道。
"你那个朋友——周什么——"
"周光明。"
"他什么时候能有消息？"
"不知道。也许一周。也许没有。"
段逢年把补好的衣服抖了一下。袖口的破洞被白线缝上了，不好看，但不漏风了。
"那就等。"他说。
等的时候不是干等。
段逢年把笔记本借给了郑泽远——不是给，是借。他说"看完还我"，说的时候手指按着封面没松开，直到郑泽远点了头才松。
郑泽远把笔记本带回僧舍，晚上点着马灯看。
他重点看了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王建国金店的经营情况。段逢年的笔记里不多——法官不查案，卷宗里关于金店的信息有限。但有几条：
"金鑫首饰店，1997年开业，个体工商户。经营范围：黄金饰品零售、旧金回收、简单加工。注册资金5万元。"
1997年开业，到2007年案发，十年。一个在旌阳区开了十年的金店，保险柜里只有八万？
郑泽远皱了一下眉。
他见过太多小老板。开了十年的金店——哪怕是小店——正常的库存应该在二十万到五十万之间。八万太少了。
两种可能：一，王建国经营不善，库存被压缩到了极限。二，保险柜里本来就不止八万，但王妻只报了八万。
为什么少报？如果多报——保险赔付可以多拿。如果少报——
郑泽远在脑子里翻了几种可能。少报的原因只有一个：不想让人知道保险柜里有那么多。
不想让谁知道？税务？家人？还是——
他又在猜了。猜不出来。
第二部分他重点看的是陈守义被抓之后的审讯记录摘要。段逢年抄了几段：
"问：案发当晚你在哪？"
"答：在小树林。"
"问：什么小树林？做什么？"
"答：（沉默）"
"问：你为什么不说清楚？"
"答：（沉默）"
在小树林。做什么不说。
郑泽远看着这段记录。马灯的光在他脸上晃。
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被指控杀了人，面临死刑，但他宁可死也不说案发当晚他在干什么。
这要么是真的杀了人在撒谎——但撒谎也应该编一个更好的理由，"在小树林"算什么理由？
要么是那天晚上他在做一件他认为比死还不能说的事。
什么事比死还不能说？
郑泽远想了想。他不是年轻人了——他四十二，二十岁的时候在干什么他都快忘了。但他记得那个年纪的一件事：面子。二十岁的男人——尤其是农村出来的——面子比命大。有些事情做了不能说，说了比死还难堪。
他又在猜。
但这个猜和之前的不一样。之前的猜是商业推理——可以用数字验证。这个猜是关于人的——关于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在凌晨三点的小树林里做的事。
他没有答案。
他把笔记本合上，吹灭了马灯。
黑暗里他听到风声、木头响的声音、远处不知道什么动物的叫声。
还有隔壁段逢年的鼾声。
鼾声均匀。说明段逢年睡着了。六十七岁的失眠患者今天居然睡着了。
郑泽远不知道这和他打那个电话有没有关系。也许有。也许有人在帮你做事——哪怕做了也没用——但"有人在做"本身就能让一个人松一口气。
就像扎西凌晨四点半的念经声。不是佛在。是人在。
他闭上眼。
膝盖疼。腰疼。太阳穴不跳了——高反终于完全过去了。到了第十五天。他的身体终于承认了四千二百米是它的新常态。
明天还要挑水。
他翻了个身。被子潮的。枕头硬的。窗户破洞灌风。
但他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