账

郑泽远算了一笔账。

不是那一千七百万的账——那笔账他已经不算了，算也没用，法院冻结了一切，算出花来也是别人的。他算的是渡厄寺的账。

酥油茶：酥油一块大概八块钱，茶砖两块，盐忽略不计。一块酥油能泡六七杯。一杯成本一块三左右。糌粑：青稞面五斤装的十五块，一天五个人吃大概半斤，一天一块五。面片：面粉便宜，两块钱一斤，切一锅面片用不了半斤。干辣椒、盐、几根葱——加起来几毛钱。

五个人在这里一天的伙食费，不到二十块。

他蹲在厨房门口算这笔账的时候，手里拿着一根劈柴用的短木棍——不是在劈柴，是在地上画。画的是数字。1.3、1.5、0.8。他画了擦，擦了画，像小时候在土地上做算术。

这是第十三天。回到寺庙的第二天。阿措在僧舍里歇着，扎西规定她不准干活。其他人恢复了之前的作息——劈柴、挑水、扫院子、修佛殿漏雨的地方。段逢年今天劈了十八块柴。他在日喀则待了两天，体力反而恢复了一些——海拔低了四百米，像是给他的肺放了两天假。

罗敏不在。他一大早就出去了，往寺庙东边走。宋晓晓说他可能去巡查了。巡查什么谁也不问。

郑泽远在地上画完最后一个数字，用脚抹掉了。

二十块。五个人一天的命，二十块。

他以前请客户吃一顿饭三千打底。茅台一瓶就一千多——还是经销商渠道拿的价。包间费、服务费、代驾费。一顿饭的钱够这里吃五个月。

这种对比没有让他感慨。感慨是有钱人的消遣——"唉，朱门酒肉臭"什么的。他现在没资格感慨。他只是在算。算是他的本能，像罗敏扫视房间、段逢年审判词句一样自然。数字是他理解世界的方式。

他站起来。膝盖嘎巴响了一声——蹲久了。四十二岁，膝盖已经开始发出声音了。以前有钱的时候去做过一次核磁，医生说半月板有磨损，建议少爬山少蹲。他当时想的是：以后出门都打车，不爬山。现在他每天在四千二百米的海拔蹲着劈柴、蹲着洗碗、蹲着生火。膝盖疼归疼，但顾不上了。

厨房里的灶台上有一锅水在烧。水还没开。这个海拔水的沸点低——扎西说大概八十五六度就开了。第一天他不信，拿手试了一下"开水"，没烫着。这件事让他记了很久。他以前做工程的时候和甲方谈判，最忌讳的就是"条件变了你不知道"。海拔四千二，水烧不到一百度。这个事实简单、冷硬、不接受反驳。和法院冻结令一样。

水开了。泡沫不大，像微微冒气的温泉。他把火调小——不是拧旋钮，是从灶膛里抽出一根柴。灶膛的烟往上窜了一下，呛得他偏头咳了两声。

"你烧水的时候别站灶口。"

扎西的声音从厨房外面传来。他拎着两桶水——从后山泉眼打的。每桶大概二十升。他一手一桶，走路的时候身体不歪——这个力气不像出家人的，像干过体力活的人的。奶茶店，郑泽远想。开过奶茶店的人搬过不少东西。糖浆一桶二十五公斤，牛奶一箱十二升，加上杯子、吸管、冰块——

他又在算了。

"扎西。"

"嗯。"

"你以前那个奶茶店，开在哪？"

扎西把水桶放在灶台旁边的地上。放的时候水晃了一下，溅出几滴。

"八廓街旁边的巷子里。"

"生意好不好？"

"第一年还行。第二年旁边又开了三家。"

郑泽远点了一下头。他太懂了。商业区竞争——第一个吃螃蟹的赚钱，后面跟风的把利润摊薄。奶茶行业尤其是——门槛低，谁都能开。设备租一套不到两万，原料找供应商月结，店面转让费看地段。八廓街旁边的巷子——旅游旺季人流不差，但房租也不便宜。

"倒闭的时候欠了多少？"

扎西擦了一下手。"十一万。"

"十一万。"郑泽远重复了一下这个数字。十一万。他欠一千七百万。十一万对他来说是一顿饭。但十一万对一个二十几岁在拉萨开奶茶店的年轻人来说——他换算了一下——大概是两年不吃不喝的收入。

"借的？"

"借了四万。剩下是供应商的货款和三个月房租。"扎西把水桶里的水舀进灶台边的大缸。铝制的舀子碰到桶壁，发出清脆的声音。"房东起诉了。我没钱请律师。法院判了。执行的人来的时候我店里已经搬空了——设备被供应商拉走抵货款了。"

"然后呢？"

"然后我跑了。"扎西说得很平淡。像在说"然后我吃了个饭"。"跑到这里来了。"

"直接来的？"

"不是。先在拉萨打了半年工。洗车。一天七十块。攒了一点钱把借的四万还了两万。剩下两万——"他停了一下。"后来慢慢还的。师父给我的零用钱我都攒着。用了三年。"

三年还两万。郑泽远在脑子里算——一年六千多，一个月五百多。一个寺庙里的僧人一个月能有多少零用钱？五百块意味着扎西三年里几乎没花过一分钱。

"利息呢？"

"什么利息？"

"你借的四万，有利息吗？"

扎西摇了一下头。"找朋友借的。没说利息。"

"你朋友不错。"

"他后来不跟我联系了。"扎西把最后一瓢水倒进缸里。"钱还了以后就不联系了。大概觉得——不值。"

郑泽远没接话。

不值。这个词他听过太多次了。他的合伙人——刘卫东——在资金链断裂前三个月就开始撤资。郑泽远当时不知道。等他知道的时候，公司的账上已经空了，刘卫东注册了新公司，带走了三个项目经理和全部甲方关系。法律上刘卫东没有任何问题——股东协议里有退出条款，他按条款来的。但那些钱——工人的工资、材料商的货款、银行的贷款——全部挂在了郑泽远名下。因为法人代表是郑泽远。

法人代表。这三个字是他三十岁的时候抢着要的。那时候"法人代表"意味着"这个公司是我的"。现在"法人代表"意味着"这些债是你的"。

十一万和一千七百万。

数量级差了一百五十多倍。但负债的人没有数量级之分——欠十一万还不上和欠一千七百万还不上，站在法院门口等传票的感觉是一样的。

"你的呢？"扎西问。

"什么？"

"你欠多少？"

郑泽远笑了一下。不是那种有幽默感的笑，是一种嘴角往上拉了一下然后马上放下来的动作——苦和讽之间的某种东西。

"多。"他说。"很多。"

扎西没追问。他把舀子挂在墙上的钉子上，桶倒扣在地面。动作利落。

"吃早饭吗？"

"吃。"

扎西去做糌粑。郑泽远靠在厨房门框上——阿措之前靠过的那个位置。门框上有一个磨光了的地方，木头的颜色比旁边浅。他不知道那是几十年的人磨出来的还是风磨出来的。

院子里有声音。段逢年从僧舍那边走过来，手里拿着笔记本和钢笔。他今天穿了一件深蓝色的薄棉衣——不是他自己的，是寺庙里备用的。他自己的外套在送阿措下山那天被汗浸透了，洗了晾在院子里还没干。

"早。"段逢年对他点了一下头。

"早。"

两个人的问候很干。不是不友好——是那种互相知道对方不喜欢寒暄的默契。商人和法官之间极少数的共同点之一：说完该说的就闭嘴。

段逢年在核桃树下坐下来。他打开笔记本，翻到某一页，开始写。不是写字——是画。郑泽远看到他在画线和箭头。连接什么东西。

"又在想你那个案子？"郑泽远问。

段逢年的笔停了一下。"不用你管。"

"谁管你了。"

段逢年继续写。笔尖在纸上沙沙响。他的字写得小——郑泽远从门框这里看不清具体写了什么，但能看到一页纸上密密麻麻的。法官的习惯。判决书动辄几十页，字小才写得下。

郑泽远看了一会儿。他的商人直觉在动——不是对案子感兴趣，是对段逢年这个人感兴趣。准确地说，是对段逢年的问题感兴趣。

一个退休法官，觉得自己十九年前判错了一个死刑案。这件事困扰了他到上高原来。他带着笔记本，每天写写画画，试图找出当年的漏洞。

郑泽远在商场上待了十几年。他见过无数次"复盘"——项目失败了，所有人坐在会议室里倒推原因。"如果当时我们不选那个供应商""如果当时多做一轮尽调""如果当时合同里加一条对赌条款"。复盘的结论永远是"当时应该怎么怎么做"。但复盘改变不了已经发生的事。它唯一的用处是让人觉得自己还能掌控什么。

段逢年在做的就是复盘。一个法官对自己的复盘。

不同的是——商场上复盘错了最多赔钱。法官复盘错了是人命。

"段老头。"

"说。"段逢年没抬头。

"你那个案子——十九年前——死刑犯叫什么？"

段逢年的笔停了。这次不是"停了一下"——是停了。他抬头看着郑泽远。

"你问这个干什么？"

"随便问。"

"你不会随便问。"段逢年的眼睛眯起来了。法官审视证人的眼神。

郑泽远笑了一下——这次的笑比刚才真一点。"我就是随便问。你说不说？"

段逢年看了他五秒。然后他低下头，翻笔记本，翻到靠前的一页。

"陈守义。"他说。

"陈守义。哪里人？"

"四川德阳。农村。二十岁。"

"犯了什么事？"

"抢劫杀人。"段逢年的声音变了——从日常的语调切换到了另一种调式。不是法庭上的宣判语气，是比那更低、更慢的一种。像是在念一个他已经读了几百遍的东西。"2007年3月，德阳市旌阳区一家金店，凌晨三点。监控显示一个人翻窗进去。金店老板睡在后面的隔间里。惊醒了，出来。被捅了四刀。其中一刀捅穿了左肺。失血过多死亡。"

"赃呢？"

"金饰。起诉书说拿了价值八万的金饰。但从犯罪嫌疑人住处搜出来的只有价值不到一万的。剩下的——起诉书说'已销赃'。但没有找到销赃渠道。"

"这不对。"郑泽远说。

段逢年抬头。

"一个二十岁的农村娃，偷了八万块的金饰，一夜之间销掉了七万块？"郑泽远说。"金子不像现金——你拿着现金花没人管你。金饰要找人收。收金的——正规渠道要身份证登记，非正规的——2007年德阳有没有那种地下收金的？"

段逢年的眼睛变了。不是审视——是另一种东西。像是有人在他已经翻了几百遍的卷宗上标出了一个他注意到但没有人跟他讨论过的点。

"这是三个疑点之一。"段逢年说。"赃款去向不明。"

"另外两个呢？"

段逢年又看了他几秒。然后他把笔记本翻了一页，转向郑泽远，让他看到上面的字。

郑泽远从门框旁走过来。他蹲在段逢年旁边——又蹲了，膝盖又响。笔记本上的字很小，他眯着眼看。

第一个：血迹。金店现场有两种血。一种是被害人的。另一种——检验报告说"因量少且受污染，未能做出有效比对"。陈守义身上没有伤。那第二种血是谁的？

第二个：赃款去向。就是郑泽远刚才说的。八万的金饰只追回不到一万。

第三个：学籍。陈守义的户籍上小学毕业。但他的字写得不差——在看守所的自述材料上写的字，笔画端正，没有错别字。一个只上过小学的农村孩子？

"第三个也不对。"郑泽远说。

"你也这么觉得？"

"我小学毕业的工人我见多了。"郑泽远说。"写字好不好看另说，没有错别字——这个不太可能。除非他后来自学过。"

"自学什么？"

"不知道。你问过他吗？"

"问了。"段逢年的声音沉下去了。"他说他小学毕业就出去打工了。没上过初中。我问他字怎么写得好。他说——他说他喜欢看报纸。"

"看报纸看不出来没有错别字。"郑泽远说。

"我知道。"

两个人蹲在核桃树下。段逢年的笔记本在他膝盖上。风吹过来，翻了一页——下一页是一张手绘的时间线。从左到右：2007年3月案发、4月抓获、9月一审、11月二审、2008年执行。

执行。

郑泽远知道这两个字在司法语境里的意思。

"你觉得判错了。"郑泽远说。不是问句。

段逢年没回答。他把笔记本合上了。合的时候手指按着封面，按得指尖发白。

"我不知道。"他说。"如果那第二种血——如果能查到是谁的——也许能证明当时不是陈守义一个人。也许有同伙。也许陈守义根本没进去过那个店。"

"也许太多了。"郑泽远说。

"所以我在这里。"段逢年把笔记本塞回口袋。"也许太多了。但我退休了。我有的是时间来数这些也许。"

扎西端着两碗糌粑从厨房出来了。他看了一眼蹲在核桃树下的两个人——一个四十二岁的破产商人和一个六十七岁的退休法官，蹲在地上，像两个在菜市场看称的老头。

"吃饭。"扎西说。

郑泽远接过碗。糌粑是干的，加了一点酥油，捏成团。他掰了一块放进嘴里。嚼了两下——嘴里干得要命，青稞面把口水全吸走了。他灌了一口酥油茶，总算咽下去了。

一杯酥油茶，成本一块三。

他又在算了。

下午郑泽远去后山挑水。

这是他到寺庙以后第一次主动去挑水——之前他干的是劈柴和扫院子，挑水是罗敏或扎西的活。但罗敏的右肩不行了，扎西今天在修佛殿的窗户（一扇窗户的铰链断了，关不严，夜里灌风），段逢年劈柴已经是极限。

挑水的路不远。从寺庙后门出去，沿着一条土路往山上走约十分钟，有一眼泉。泉水从岩缝里流出来，汇成一小股细流，下面接了一个石头围起来的浅池。池子不大，一米见方。水很清，能看到底下的石头——灰色和褐色的，被水流冲得圆润。

郑泽远蹲在池子边打水。两个木桶，一根扁担。他以前没挑过扁担——建筑公司老板不需要自己搬东西。他第一次挑的时候扁担卡在锁骨上，走两步水就往外晃，十分钟到的路他走了二十分钟，到寺庙的时候两桶水只剩三分之二。扎西说"扁担放在肩膀后面一点，走路的时候膝盖弯一点，让水桶的节奏跟你走路的节奏对上"。他试了。好了一点。但还是晃。

今天他蹲在池边打第二桶水的时候，右手的桶绳滑了。桶掉进池子里——木桶在水里翻了一下，水灌进去了半桶。他把手伸进水里捞——水冰得刺骨。四月中旬，雪山融水，可能只有两三度。他的手指在水里僵了两秒才抓住桶柄。

他把桶提出来，手上全是水，通红的，像被烫过——但是冰的。

他甩了甩手。站起来。

从这个位置能看到整个渡厄寺——不大的一片建筑：佛殿的金顶（其实不是金的，是黄色的铁皮，远看像金的）、僧舍的土墙、院子里的核桃树。从上往下看，寺庙像是从山坡上长出来的，和周围的土地一个颜色，一个质感。

他以前做工程的时候看过很多建筑。商品楼、写字楼、产业园。每个建筑他都知道成本——钢筋多少钱一吨、混凝土多少钱一方、人工费一天多少。他看一栋楼的方式不是"好不好看"，而是"值多少钱"。

渡厄寺值多少钱？

他脑子里自动开始估算：土墙结构，不值钱。佛殿的木头架子——如果是老料，有点价值。屋顶的铁皮几百块。加上地皮——这个海拔的荒地，在任何一个地产评估师眼里都是零。不通公路，不通电（扎西用太阳能板充电），没有自来水。

总估值：接近零。

一千七百万能买多少个渡厄寺？

这个念头让他愣了一下。不是因为对比的荒谬——是因为他发现自己在用"买"的方式看这个地方。买了干什么？翻修？改造？做民宿？高原禅修体验营，人均一天三百八——

他掐断了这个思路。

不是因为他觉得不对——商人的脑子就是这样运转的，看到任何东西都先估值再想用途。是因为他突然意识到：他已经没有资格"买"任何东西了。他的银行账户被冻结。信用卡被停。他身上全部的现金——藏在内裤夹层里的——只剩两千三百块。这笔钱是他从深圳出发前从一个做小额贷的朋友那借的。朋友没问他干什么用。大概以为他要跑路。

也许他是在跑路。跑到青藏高原来——这算跑路吗？没有明确的目的地，没有计划，只是上了一列往西开的火车。他当时想的是"走到不能走为止"。什么叫不能走——腿断了？钱花光了？还是走到一个地方突然不想走了？

他没走到腿断。钱还没花光——两千三百块在这里能撑很久。每天二十块的伙食费不用他出（扎西没收过任何人的钱），他唯一的花销是偶尔充话费——手机信号不好，但他还是保留着手机。里面有一百三十七个未接来电。他数过。大部分是催债电话。有些号码他认识——工人的、材料商的、银行的。有些不认识——可能是讨债公司买了他的号码。

还有三个是刘卫东的。

合伙人。前合伙人。三个电话是资金链断裂那个月打来的——之后就再也没有了。郑泽远没接。不是赌气——是没什么好说的。刘卫东做的所有事情都在法律框架内。退股协议签了。项目交接办了。他甚至给郑泽远留了一封邮件，里面有一句："老郑，对不住了，活着要紧。"

活着要紧。

这句话郑泽远反复读了大概二十遍。他不知道自己是恨刘卫东还是理解刘卫东。也许两者都有。在商场上，对不住是正常的，活着是本能。如果换了他是刘卫东——如果他提前看到了资金链要断——他会不会做同样的事？

他不确定。

他觉得自己可能会。

这个答案让他不舒服。不是因为道德感——道德感在商场上不值钱，他早就知道。是因为如果他会做同样的事，那他就没资格恨刘卫东。没资格恨的感觉比恨本身还难受。

他挑着两桶水往山下走。扁担在右肩上，他已经学会了让膝盖微弯、让身体随着水桶的节奏晃。水还是会洒一点，但比第一次好多了。

走到半路的时候他碰到了宋晓晓。

宋晓晓从山下上来，手里拿着一个塑料袋——她去最近的村子买东西了。步行四十分钟的路。塑料袋里鼓鼓囊囊的，看形状像蔬菜。

"买了什么？"郑泽远停下来。扁担在肩上往前滑了一点，他扶了一下。

"萝卜。白菜。还有几根葱。"宋晓晓擦了一下额头的汗。她喘得很重——四十分钟的上坡路在这个海拔不是散步。"村里扎西嫫拉家的。她不收钱，我硬塞了二十块。"

"二十块买多少菜？"

"一堆。"宋晓晓把塑料袋提起来晃了一下。"够吃三四天的。"

二十块，三四天的菜。郑泽远又在算了。每天五块钱。

他们并排往山下走。宋晓晓走在他左边。路不宽，两个人加上扁担刚好把路占满了。

"你今天怎么去挑水了？"宋晓晓问。

"罗敏肩膀不行。总得有人去。"

"你挑得动？"

"你看我像挑不动的吗？"郑泽远说。他说的时候腰在疼——扁担的重量加上海拔的氧气不足，他的腰椎发出了抗议。但他不会说出来。在商场上，你不会当着对手的面说"我累了"。

宋晓晓没有追问。她看了一眼他的手——从水里捞桶以后还是红的。

"手怎么了？"

"水凉。桶掉进去了。"

宋晓晓从塑料袋里掏出一根葱。"来。"

"干什么？"

"搓一下手。葱白搓手能促进血液循环。我妈教的。"

"你用葱搓手？"

"你信不信？"

郑泽远看了她一眼。宋晓晓的表情是认真的——或者说，一半认真一半是在逗他。他在商场上待了十几年，分得清七分真三分假，但宋晓晓这种比例他拿不准。

"算了。"他说。"回去泡热水就行了。"

他们继续走。快到寺庙的时候宋晓晓突然说了一句。

"你老婆——你联系过吗？"

郑泽远的脚步顿了一下。扁担上的水桶晃了，水洒出来几滴溅在裤腿上。

"没有。"

"她带着孩子——"

"我知道。"

宋晓晓不说了。

郑泽远走了几步。然后他说："她做得对。"

"什么？"

"跑。"郑泽远的声音很平。"公司出事以后——讨债的人上门过。不是打电话那种。是来家里的。半夜在门口拍门。往锁眼里灌胶水。她一个女的带着孩子——"他停了一下。"她跑是对的。"

"你不怪她？"

"怪她什么？嫁错人了？"郑泽远笑了一下。短促的、没有温度的。"嫁错人了确实。"

他们到了寺庙门口。郑泽远把水桶放在院子里。扁担从肩上卸下来的一瞬间，整个身体轻了——像有人把一只手从他肩膀上拿走了。

宋晓晓拎着菜进了厨房。

郑泽远站在院子里。他看着两桶水。水面在晃，映着天和云和核桃树的叶子。

他弯腰，把一桶水拎进厨房。然后回来拎第二桶。第二桶倒进大缸的时候他的腰疼得抽了一下——但他没停。水哗哗地灌进缸里，溅起的水花沾在他的裤子上。

他把空桶放在灶台旁边。

扎西在修的那扇窗户嘎吱响了一声——铰链试了一下。然后响了两声——在调整。然后安静了——装好了。

段逢年的钢笔在笔记本上沙沙响。

阿措的僧舍方向传来一声咳嗽——轻的，带着哨音。

后山的风带来了羊叫声——三只。

郑泽远靠在厨房门框上。他的手还是红的。腰在疼。膝盖在响。太阳穴偶尔跳一下——高反的尾巴。

但他在想段逢年的案子。

陈守义。四川德阳。二十岁。2007年。

八万的金饰只追回一万。

剩下七万去哪了？

他的商人直觉在说：这个数字不对。一个二十岁的农村孩子，就算偷了金饰，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找到渠道销掉七万块。除非——有人在背后。有渠道。有人接货。

如果有人接货——那就不是一个人干的。

段逢年的三个疑点里，这一个最实际。血迹鉴定需要技术、设备、权限——他们在高原寺庙里做不了。学籍问题可以解释——也许陈守义确实自学过。但赃款去向——这个用常识就能判断。

常识。

郑泽远做了十几年生意，最信的就是常识。钢筋涨价了，混凝土一定跟着涨——常识。甲方拖了三个月的验收款还没到，工程大概率烂尾——常识。一个农村娃偷了八万金饰一夜销掉七万——不合常识。

他没有对段逢年说这些。不是因为他不想——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想说。

帮段逢年查案对他有什么好处？

没有。

一点好处都没有。

但他在想。

这让他有点意外。在他的世界里——以前的世界里——他不会花时间在没有好处的事情上。时间有成本。精力有成本。每一个决策都是成本-收益分析。他给朋友打电话会先想"这个人以后能不能帮到我"。他参加饭局会先想"谁是今晚最值得认识的人"。他不是坏人——他只是一个优化器。一个把所有关系量化为投资回报率的优化器。

现在他坐在一个破庙的厨房门口，算糌粑的成本、想一个死刑犯的赃款去向——这些事情的投资回报率是零。

零。

他做了一件投资回报率为零的事：背阿措走了两个小时。

他还做了另一件投资回报率为零的事：捡起了阿措的编织袋里的东西，把翻盖手机塞好，把拉链拉上。

现在他在做第三件。

也许他的优化器坏了。海拔四千二，氧气不够，CPU降频了。

也许是别的原因。

他不想细想。

灶台里的火炭噼啪响了一声。扎西开始切萝卜——宋晓晓买回来的萝卜。刀落在砧板上，一声一声，均匀的，像节拍器。

郑泽远闭了一下眼。

太阳穴不跳了。腰还在疼。

但他在想陈守义案的赃款。

七万块金饰。2007年。四川德阳。

如果让他来销——如果把这当成一个商业问题来看——最合理的渠道是什么？

当铺。2007年的二三线城市，当铺还是很多的。金饰不看来路，按克重折价。但当铺有登记——身份证、物品描述、金额。如果警方查过当铺记录没有找到——

那就不是当铺。

私人收金。打金匠。乡下有些老师傅收旧金重新打首饰，不走正规渠道。但七万块的量——太大了。一个乡下师傅一年做不了这么多生意。

除非不是一次销的。分批。分散到不同渠道。但这需要时间——至少一周到一个月。警方是案发后一个月抓的人。如果陈守义在这一个月里分批销赃，那应该有消费痕迹——他的生活水平应该有变化。但卷宗里有没有提到这一点？

他不知道。他没看过卷宗。段逢年看过。

他得问段逢年。

这个"得"字让他停了一下。

什么时候变成了"得"？谁让他查了？段逢年没让他查。他自己不需要查。这件事和他没有任何关系——一个2007年的死刑案，一个四川德阳的农村娃，和一个2026年欠了一千七百万的破产商人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

但他的脑子已经开始跑了。像以前做项目的时候——拿到一块地，不等甲方发标，他就在脑子里开始规划了。几栋楼、什么户型、什么价位、容积率多少、回报周期多长。自动的。关不掉的。

也许这就是他在这里的用处——他的脑子。不是搬砖的脑子，不是挑水的脑子。是那个跑了十几年商场的、被利润和成本和风险评估训练出来的脑子。

段逢年有三个疑点。段逢年是法官——他的思维方式是"证据-推理-结论"。郑泽远不一样。他的思维方式是"钱怎么流的"。

赃款的流向是一个资金链问题。

资金链。

他对这三个字太熟了。

灶台上的水又开了。细小的泡沫。八十五度。

郑泽远睁开眼。他从门框旁站起来，走到核桃树下。

段逢年在那里。笔记本合着，放在膝盖上。他在闭目养神——或者在想事情。两者在段逢年那里可能是同一件事。

"段老头。"

段逢年睁开眼。

"你那个案子——陈守义被抓之前一个月——他的生活有没有变化？花钱方式什么的。卷宗里有没有写？"

段逢年看了他三秒。

然后他慢慢地、像是做了某个决定似地，从口袋里掏出笔记本，翻开，递过来。

"你自己看。"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