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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兵

二〇一二年夏天,赵凯报到的那天,马长顺正蹲在办公室门口修椅子。

说"办公室"其实抬举了——拆迁办刚搬到河西政务中心,分了四楼半层,十二个工位挤在一个大厅里,空调倒是有了,但吹出来的风带着一股新装修的甲醛味。马长顺宁可开窗,窗外是一片工地,塔吊的噪音从早响到晚。

椅子是从光明路那边搬过来的旧货。老周走了之后,马长顺把他那把木椅子带过来了,连同那把铁壶。椅子的一条腿松了,马长顺找了块木楔子往里塞,正塞到一半,听见身后有人叫他。

"请问——马主任在吗?"

马长顺回过头,看见一个年轻人站在门口。白衬衫,黑裤子,皮鞋擦得发亮,头发用啫喱抹过,齐齐整整地贴在头顶。一看就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那股子认真劲儿像是把"第一天上班"四个字写在了脸上。

"我就是。"马长顺站起来,手上还捏着那块木楔子。

年轻人愣了一下,目光从马长顺的脸滑到他手上的木楔子,又滑到地上那把缺了腿的椅子。马长顺知道他在想什么——一个主任蹲在地上修椅子,这跟教科书里写的"领导形象"不太一样。

"赵凯。今天来报到的。"年轻人反应很快,两步走上来,笑着伸出手。"马主任好,以后跟您学习。"

马长顺跟他握了握手。手很干净,指甲修得整整齐齐,掌心没有茧子——一看就是没搬过砖、没敲过门的手。

"叫我老马就行。"马长顺把木楔子塞进口袋,拍了拍手上的木屑。"坐吧。你的工位在那边,靠窗的那个。"

"好嘞,谢谢马——老马。"赵凯笑了一下,这一笑马长顺就知道这小子不简单——叫"老马"叫得一点都不别扭,没有那种"不好意思直呼前辈"的犹豫。换成七年前的自己,光是叫老周"周哥"就练了三天。

赵凯放下背包,环顾了一圈办公室。目光扫过墙上的锦旗、桌上的文件堆、窗台上积了灰的绿萝、以及角落里那把铁壶。他什么也没说,但马长顺能看出他在记——这个年轻人的眼睛像一台新出厂的摄像机,什么都拍,什么都存。

"你之前了解过咱们的工作吗?"马长顺问。

"了解了一些。"赵凯从背包里拿出一个笔记本,翻开第一页,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我查了近三年梁城的征收拆迁案例,包括2010年南门片区那次群体事件的新闻报道,还有——"

"行了行了。"马长顺摆摆手,"书上的东西先放一放。你先跟我去走一趟。"

"去哪?"

"去敲门。"


马长顺第一次说出这三个字的时候,愣了一下。

他想起老周。老周第一天带他的时候,说的也是这三个字。七年了,他现在坐在老周坐过的位子上,说着老周说过的话,带着一个跟当年的自己一样生嫩的新人。

那种感觉很奇怪——像照镜子,但镜子里的人穿着不同年代的衣服。

二〇一二年的梁城跟二〇〇五年已经不是一个城市了。老城区拆了大半,到处是新楼盘和工地。城建局的编制翻了两番,拆迁办从三个人变成了十四个人。马长顺三十五岁,副主任,手下管着六个人。刘副局长还在——这些年他又胖了一圈,脖子上多了一条金链子,说话时候喜欢拿手指头敲桌子,敲得桌面上留下一排浅浅的月牙痕。

马长顺带赵凯去的是河东大桥片区。这片区去年底列入征收计划,三百多户,目前签了不到一半。跟当年光明路不一样的是,这边的房子大多是八十年代建的三层小楼,条件好一些,住户的态度也硬一些——补偿不到位,门都不让你进。

"先去203号。"马长顺在巷口停下来,回头看了赵凯一眼。"这家姓孟,老两口带一个孙子住,儿子在外地打工。上周我来过一次,老太太把门开了个缝看了我一眼,然后'咣'一下关上了。"

赵凯掏出笔记本要记。

"别记了。"马长顺说,"你就看,就听。"

他们走到203号门前。马长顺抬手敲门。三下,不重不轻——他现在敲门已经不需要想了,力度、节奏、间隔,全是肌肉记忆。就像钱大柱说的,跟当兵一样,听令行事。

门开了一条缝。一只眼睛从缝里看出来。

"孟姨,我是马长顺。上次来过。"

"知道了知道了,我说了不签。"门缝里的声音又尖又快。

"不签没事。今天不是来说这个的。我就是来看看,您家那个下水道修了没有?上次您说堵了——"

门缝停了两秒钟。然后开大了一点。

"没修呢!打了三回电话,物业说这边都要拆了不归他们管了。你说这叫什么事——房子还住着呢,人还没搬呢,就没人管了?"

"这不对。我帮您打个电话催一下。"

门又开大了一点。马长顺看见一个六十来岁的老太太,穿着碎花睡衣,头发还没梳。她上下打量了马长顺一眼,又看了看他身后的赵凯。

"这谁啊?"

"新来的同事,小赵。让他跟着我学学。"

"学什么?学怎么赶人走?"老太太嘴巴不饶人。

马长顺笑了一下。"学怎么帮您修下水道。"

老太太哼了一声,但门没关。她转身往里走了两步,又回头说了句:"进来看看吧。别踩我地上,刚拖的。"

进了门,马长顺蹲在厨房看下水道。果然堵了,水池里积着半池子浑水,散发出一股酸臭味。他拿出手机打了个电话——不是打给物业,是打给拆迁办里管后勤的老李。老李在电话那头嘟囔了两句"这不归咱管",被马长顺用一句"你管不管我找刘局说"堵了回去。

挂了电话,马长顺跟孟老太太说:"下午就来人修。"

"真的?"老太太的表情松了一点。

"真的。修不好您打我电话骂我。"马长顺把自己的名片放在桌上——名片还是2010年印的,边角已经卷了。

从203号出来,赵凯在后面小跑着跟上来。

"马——老马,"他说,"下水道的事,咱们真管吗?"

马长顺走在前面,没回头。"你说呢?"

"我觉得……这不是拆迁办的职责范围。"

"对。不是。"

"那为什么——"

"因为你帮她修了下水道,下次她开门就开得大一点。开门开得大一点,你就能多说两句话。多说两句话,她就把你当个人看——不是当拆迁的看。等她把你当人看了,你说的话她才愿意听。"

马长顺说完这番话,忽然觉得嘴里有一股茉莉花茶的味道。

这些话是老周教他的。不对——老周没教过他这些话。老周教的是"去敲门""慢慢来""每颗钉子都有他的道理"。具体怎么做,是马长顺自己在光明路一百三十七户人家的门前摸出来的。但说出来的时候,语气、节奏、甚至停顿的位置,都像极了老周。

赵凯没有掏笔记本,但马长顺知道他记住了。这个年轻人不需要本子,他脑子就是本子。


赵凯学东西的速度远超马长顺的预期。

第一个月,他跟着马长顺跑了三十多户人家,一句多余的话不说,只看、只听。第二个月,马长顺让他试着自己上门谈,先谈那些态度比较松动的——赵凯一开口,马长顺就知道这小子天生吃这碗饭。

他跟孟老太太聊天,能从下水道聊到孙子上学,从孙子上学聊到学区房,从学区房聊到补偿政策里的"就近安置"条款。话题转了三个弯,老太太愣是没听出来他在往签约上引。等到赵凯起身告辞的时候,孟老太太已经在问"那个就近安置具体怎么弄"了。

"你之前干过销售?"马长顺回来的路上问他。

"没有。大学辩论队的。"赵凯笑了笑,"不过差不多。都是想办法让人同意你的观点。"

马长顺想了想,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又觉得哪里不对。但说不上来哪里不对。

第三个月,赵凯已经能自己接手几户"中等难度"的了。所谓中等难度,就是那些"不是不想签,就是觉得钱少了"的人家。这种谈判赵凯拿手——他能把政策条文背得滚瓜烂熟,又能在恰当的时候放下文件说一句"大哥您说的对,确实是少了,但咱换个角度想——"

"换个角度想"。

马长顺听到这四个字的时候,正在喝茶。茶水呛进了嗓子,他咳了半天。

赵凯回过头:"老马你没事吧?"

"没事。喝急了。"

他没告诉赵凯,"这事儿吧,得换个角度想"是自己的口头禅。赵凯不是学他——他大概是自己琢磨出来的。但两个人说出同样的话,就像两台不同年份出厂的机器,装了同一套程序。


赵凯来了半年之后,拆迁办来了一个新名字——"征收安置办公室"。牌子换了,名片换了,文件抬头换了,但活儿还是那些活儿。马长顺对着新名片看了半天,觉得"征收安置"这四个字比"拆迁"文雅多了,像给一个卖猪肉的铺子改了个名叫"生鲜体验中心"。

刘副局长在全体会上说:"咱们现在是依法征收,阳光操作,不搞过去那一套了。"他说这话的时候表情很严肃,金链子在衬衫领子里若隐若现。台下的人都在点头,点头的速度跟刘副局长敲桌子的频率差不多。

马长顺也点头。他现在点头已经很自然了——不需要想同不同意,点就完了。就像敲门不需要想力度一样。

会后赵凯凑过来问他:"老马,'不搞过去那一套'是什么意思?过去那一套是什么?"

马长顺看了他一眼。这个年轻人的眼睛还是很亮,像新出厂的摄像机一样。但比刚来那会儿多了一点东西——不是世故,是那种"我知道你没说实话但我不戳穿"的聪明。

"过去那一套就是——"马长顺顿了一下。他想到光明路。想到老周。想到钱大柱门口那堆灰。想到孙寡妇签字时发抖的手。想到那篇用了十四个"顺利"的工作总结。

"就是不太讲究。"马长顺说。

赵凯笑了笑,没追问。


二〇一二年底,河东大桥片区的征收签约率到了百分之八十五。剩下的十五户里有四户"重点攻坚对象"——这是刘副局长发明的词,马长顺总觉得这词像打仗用的,后来想想,也确实是在打仗。

其中最硬的一户是307号的李师傅。退休钳工,六十七岁,一个人住,老伴走了,两个女儿嫁到了外地。跟钱大柱不一样,李师傅不是因为感情不舍得搬,他是觉得补偿不公平。

"我这房子八十平米,你给我算六十二。凭什么?"李师傅站在门口,手指头点着马长顺的鼻子。"阳台算不算面积?储藏室算不算面积?你们测量的时候我不在家,量完了就定了,我说什么都不算——这叫阳光操作?"

马长顺知道他说的有道理。面积争议是征收工作里最常见的矛盾——测量标准年年在变,同一栋楼不同楼层都可能量出不同的数字。但标准不是他定的,他只能按标准来。

"李叔,面积的事可以申请复核——"

"复核复核,复核了三回了!每回都是六十二!你当我傻?量的人是你们的人,复核的人也是你们的人,我找谁说理去?"

马长顺没办法接这句话。他知道李师傅说的是事实。

赵凯在旁边听了全程,回去之后跟马长顺说:"老马,我觉得李师傅那个面积,确实有问题。我查了一下测量图纸,他那个阳台是后来封的,封了就应该算建筑面积。六十二是没算进去的数。"

马长顺看了看他。"你的意思是?"

"重新量呗。让测量队再去量一次,这回算上阳台。多出来的面积按标准补。这不是什么大事——十几个平米的补偿款,比跟他耗着划算。"

马长顺想了想,觉得赵凯说的对。但他没有立刻答应。他知道这种事需要报上去——改测量结果,要刘副局长点头。刘副局长点不点头,取决于这个月的"清零"压力有多大。

后来这件事确实是赵凯去跑的。他写了一份报告,附上测量图纸和政策依据,送到刘副局长办公室。刘副局长看了五分钟,签了字,批了两个字——"同意"。

赵凯拿着批文去找李师傅的时候,老头愣了半天。

"这是真的?"李师傅把批文翻来覆去地看,老花镜滑到鼻尖上。"你们真给改了?"

"政策范围内的事,该改就改。"赵凯笑得很诚恳——马长顺在旁边看着,承认那笑容确实是诚恳的,不是装的。赵凯这个人,说服别人的时候连自己都能说服。

李师傅当天就签了字。

回去的路上马长顺问赵凯:"你怎么知道刘局会批?"

赵凯想了想说:"我赌的。十几个平米的补偿款,换一个钉子户签字——领导算得过来这笔账。"

马长顺没说话。他觉得赵凯比自己当年强。不是强在能力上——虽然能力也确实强——是强在他一开始就看清了这套游戏的规则。马长顺用了三年才学会"找开关",赵凯三个月就会了。

但"会"得太快,是不是也意味着什么?

马长顺说不上来。他只记得那天下午回到办公室,泡了一壶茉莉花茶,喝了一口,觉得味道变了。不是茶变了——还是老周留下来的那种茶——是自己的嘴变了。喝了七年,舌头已经钝了。

他坐在老周留下的那把椅子上,椅子吱嘎响了一声。窗外的工地上,塔吊正在吊一块预制板,慢吞吞地从左边移到右边,像一条铁胳膊在跟谁挥手告别。

赵凯在对面工位上噼里啪啦地打字,写当天的工作日志。键盘声很有节奏,像一个人敲门——一直敲、一直敲,不急不躁。

马长顺喝完那杯茶,把铁壶的盖子盖上。壶身发黑,壶嘴的茶垢又厚了一层。他想起老周走之前说的话——"别想太久"。

他确实没有想太久。

二〇一二年过去了。二〇一三年来了。新的片区、新的门、新的钉子。马长顺继续敲门,赵凯跟在后面,越跟越近,越来越像他。或者说,越来越像他们——像老周,像所有在这行里干久了的人。

那把椅子每天吱嘎吱嘎地响。马长顺有时候觉得那声音像钱大柱门口的竹椅——但只是一瞬间的事。他已经不太想光明路了。光明路已经变成了光明新城,高楼拔地而起,底商开了一排奶茶店和手机卖场。偶尔路过的时候,他会看一眼,但不会停下来。

停下来干什么呢?又没有门可以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