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
周衍到劳动仲裁庭的时候，刘桂花已经在走廊里等了四十分钟。
她坐在长椅上，两只手叠在膝盖上，膝盖上放着一个布袋子。布袋子是超市购物袋改的，白底红字，印着"永辉超市"。她把袋口叠了两道，叠得很整齐，像是里面装着什么值钱的东西。
"周律师。"她站起来，布袋子差点掉了，她一把按住。
"坐，坐下说。"周衍在她旁边坐下来，把公文包放在脚边。
刘桂花五十三岁，四川达州人，在宝安一家模具厂冲压车间干了十一年。三个月前右手被冲床切掉了两根手指——食指和中指，从第二关节齐齐断掉。工厂给了两万块钱，说是"人道主义补偿"，让她签一份协议书就走人。
她没签。老乡告诉她，宝安有个法律援助中心，专门帮打工的人打官司，不要钱。
"材料都带了？"周衍问。
刘桂花打开布袋子，里面是一叠塑料文件袋，每个袋子里装着不同的材料，用夹子分好了。她一个个拿出来，摆在长椅上：劳动合同、工资条、工伤认定书、医院诊断证明、工厂给的那份"补偿协议"。
周衍一份份翻看。劳动合同是三年前补签的——前八年她根本没有合同，工厂是在一次劳动检查之前才匆忙补办的。工资条显示底薪两千三，加上加班费月均到手四千出头。工伤认定书上写着"九级伤残"。
"等级评上了。"他说。
"嗯，社保局认的。"
"那工厂不认？"
刘桂花摇头。"厂里说冲床有安全挡板，是我自己伸手进去的。说我操作违规。"
周衍翻到那份补偿协议，读了一遍。协议上写着"甲方（工厂）出于人道主义精神，自愿给予乙方一次性补偿人民币贰万元整"，下面是一大段免责条款——签了这份协议，意味着放弃一切后续索赔权利。
"安全挡板的事，你怎么说？"
"有挡板。"刘桂花说，"但坏了，坏了大半年了，一直没修。我们跟班长说过，班长说报了，一直没人来。"
"有证据吗？"
"有。"她从最底下的文件袋里抽出一张照片的打印件——冲床的特写，黄色的安全挡板明显变形，一端脱落，用铁丝绑着。照片右下角有日期水印，是事故发生前两个月拍的。
"谁拍的？"
"我们车间一个小伙子，叫陈大勇。我让他拍的，我怕出事。"她顿了一下，"果然出了。"
周衍把照片放进公文包。"仲裁可以打。九级伤残，按宝安的标准，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医疗补助金、就业补助金加起来，少说也有十几万。"
刘桂花的眼睛亮了一下，随即暗下去。"那要多久？"
"快的话三个月，慢的话半年。如果工厂上诉到法院，可能要一年。"
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右手。右手用纱布包着，食指和中指的位置是两个平坦的断面，纱布裹得很厚，像多长了两个疙瘩。
"我等得起。"她说。
仲裁开庭很顺利。工厂请的律师姓谢，四十来岁，穿一件起球的西装外套，皮鞋不太干净。他翻来覆去就一个论点：工人操作违规。周衍把那张安全挡板的照片一亮，对方律师的脸色就变了。
工厂没有提交安全挡板的维修记录——因为根本没有。冲床的日常检查表倒是有，但上面的签字歪歪扭扭，日期间隔异常均匀，一看就是后补的。
仲裁员当庭要求工厂补交设备维护原始记录，限十五日。谢律师脸上挂不住，嘴里嘟囔着"我们会配合的"，散庭后转身就走了。
走出仲裁庭大楼，九月的深圳还是热，阳光白花花地砸在柏油路上，地面的热浪扭曲了对面停车场的轮廓。刘桂花走在他旁边，步伐比来的时候轻快一些。
"周律师，谢谢你啊。"
"别谢，还没结呢。"
"我知道。"她笑了笑，然后突然想起什么，"对了，我还有个事想跟你说。"
"什么事？"
"是我老乡的事。不是我的。"她站住了，在路边树荫下停下来。"我老乡的弟弟，也是在工厂出的事，不过是很久以前了。2003年。"
周衍掏出烟，点上，等她说。
"那时候我刚来深圳，还在另一个厂。我老乡的弟弟在福永一个电子厂打工，厂里着了火，死了好几个人。他弟弟不是死了，是伤了，后来残了。工厂赔了几万块钱就完事了。"
"二十年前的事了。"周衍说。
"是啊。他弟弟前阵子死了，肺的毛病，长年吃药。死之前跟他说，当年工厂给的赔偿根本不够，他一辈子靠那点钱过的，看病的钱都不够。他弟弟问我老乡，现在还能不能告？"
周衍吐了一口烟。"仲裁时效一年。诉讼时效最长也就三年。二十年了，按法律讲——没戏。"
刘桂花叹了口气。"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但他不甘心。他说那个厂老板后来发了大财，现在住在南山，开的是奔驰。"
"记得厂名吗？"
"叫什么——华城。华城电子厂。在福永那边。"
周衍手里的烟停在嘴边。
华城电子厂。
他很久没听到这四个字了。但他记得。他记得很清楚。那是舅妈杨佩芬在电话里哭着说出来的名字，那一年他九岁，在邵阳老家，坐在堂屋的板凳上，听到舅妈说："华城电子厂着火了，你姐——"
后面的话他当时没有听懂。或者说，听懂了，但大脑拒绝处理。
"周律师？"刘桂花看着他。
"没事。"他把烟掐灭，踩在脚底下。"你说的那个老乡，叫什么名字？让他来找我。"
"好，好，我跟他说。"
法律援助中心在宝安西乡一栋老写字楼的六楼，电梯经常坏，爬楼梯要爬五分钟。办公室不大，三张桌子挤在一起，靠窗的位置堆着半人高的卷宗。
周衍回到办公室的时候已经下午四点，另外两个同事都不在。他倒了杯水，坐下来，从抽屉里摸出一包烟。摇出一根，没点，在手指间转着。
华城电子厂。
他打开电脑，搜了一下。网上能找到的信息不多——一条深圳晚报2003年12月的简讯，不到一百字："12月×日凌晨，宝安区福永镇某电子厂发生火灾，造成七名工人死亡，两人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没有后续报道。没有调查结果。没有任何追踪。
七条人命，一百个字就交代完了。
他又搜了"华城电子厂 火灾 赔偿"，什么都没有。搜"华城电子厂 谭永昌"，跳出来几条商业注册信息——谭永昌名下有三家公司，注册地从宝安迁到了南山，行业从电子元器件变成了"电子科技""智能硬件"。
周衍看着屏幕上谭永昌的名字，点了那根烟。
他想起小时候的事。姐姐去深圳打工那年，他六岁。姐姐十七岁，读完高中没考上大学，跟村里的同龄女孩一起坐大巴南下。走之前姐姐给他买了一双新凉鞋，白色的，他穿着去河边洗脚，被舅妈骂了一顿。
姐姐每个月寄钱回来。不多，两三百块，但那时候两三百块能买不少东西。过年的时候姐姐回来一次，给他带了一个电子表，按一下会亮绿光的那种。他在学校戴着，全班就他一个人有。
后来电子表摔坏了。后来姐姐也没了。
周衍把烟灰弹进烟灰缸，关掉网页。
他从书柜底层翻出一个牛皮纸袋。纸袋很旧了，封口的胶带发黄卷边，上面用记号笔写着"周敏 华城电子厂 2003.12"。这是他大学时找邵阳市总工会要来的——当年姐姐家属领赔偿款的存根、一份简短的事故通知书、一张火灾后厂房的照片。
事故通知书上盖着华城电子厂的公章和福永镇安监站的章，内容是打印的，格式简陋：
兹确认周敏（女，1986年生，湖南邵阳人，身份证号430XXXXXXX）系我厂员工，于2003年12月×日火灾事故中不幸遇难。根据协商，我厂给予其家属一次性补偿人民币肆万伍仟元整。
四万五。一条命四万五。
周衍当年拿到这份材料的时候，在学校图书馆坐了一个下午没动。不是愤怒。愤怒是后来的事。当时他只是觉得一个数字——四万五千——把他姐姐的整个人生压成了一张纸。她的名字，她的年龄，她的身份证号，然后一个数字，然后结束了。
他翻到那张照片。黑白的，像素很低，看不太清楚——一片焦黑的废墟，铁皮屋顶塌了一半，断裂的钢梁像折断的骨头。照片背面有人用圆珠笔写了一行字："华城电子厂三楼宿舍（火灾后）"。
周衍把材料放回牛皮纸袋，拉开抽屉锁好。
他拿起手机，找到刘桂花的微信，打了一条消息：
"刘姐，你那个老乡叫什么？方便的话把联系方式发我。另外，华城电子厂当年着火的事，你老乡知道多少？细节越多越好。"
发完消息，他把手机扣在桌上，靠在椅背上看天花板。天花板有一块水渍，形状像一只变形的蝴蝶。
九岁那年他不懂死亡。现在他三十岁了，经手过几十个工伤案，见过被卷进机器的手臂、从脚手架上摔下来的脊椎、被化学品烧烂的肺。他对死亡已经很熟了。
但有一种死亡，他从来没有真正碰过——他姐姐的。
不是不想碰。是碰不了。材料太少了，时间太久了，当年的事被处理得太干净了。四万五千块，一张事故通知书，一张模糊的照片。就这些。像一个抽屉，被人锁上了，钥匙扔进了海里。
今天刘桂花随口提到的那个名字——华城电子厂——像是一把从海底浮上来的钥匙。可能锈了，可能已经对不上那个锁了。但它浮上来了。
周衍坐在那里，闻着办公室里混合着烟味和旧纸张的气味，等着刘桂花回微信。
窗外的天已经暗了。深圳的九月，天黑得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