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
谭志强买的是早上七点十二分深圳北到黄冈西的高铁票。二等座。
他很久没坐过二等座了。秘书订票的时候问要不要商务座，他说不用。又说不要用公司账户——用他个人的身份证买，不走报销。
秘书没问为什么。好秘书不问为什么。
出发前他跟林若瑜说去武汉见一个供应商，当天回。林若瑜没有多问。她从来不问他出差的细节——十几年婚姻，这种默契早就磨出来了。
高铁三个半小时。他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的风景从珠三角的密集城市群变成赣南的丘陵，再变成鄂东的平原。田里的油菜花已经过了季节，留下一片片枯黄的秆子。偶尔有水塘闪过，水面反着灰白色的天光。
他没有带电脑。手机调了静音。三个半小时里他只做了一件事——想他要跟老蒋说什么。
不能太直接。直接问"周衍找过你没有"——等于告诉老蒋他在监控周衍的动向。老蒋会怕。怕了之后有两种可能：要么更紧地闭嘴，要么被吓得去找周衍"坦白从宽"。两种可能他都不想要。
也不能太随意。二十一年没见面，突然跑到黄冈来"叙旧"——老蒋不傻。他会知道有事。
谭志强想了很久，最后决定用最简单的理由：路过。公司在武汉有个项目，他顺路过来看看。老朋友嘛。二十多年没见了。
理由不需要滴水不漏。只需要给双方一个台阶——你来是因为路过，我信是因为不想深究。成年人的默契。
黄冈西站很小。出了站，他打了一辆出租车。
"去哪？"
他报了一个地址——老蒋五金店的地址。老黄之前给他查过的。
出租车在县城里七拐八拐。黄冈不大，跟深圳没法比。街道窄，两边的建筑矮，大部分是九十年代的老楼，贴着白色或蓝色的瓷砖，有些已经脏了，有些脱落了，露出底下的水泥。沿街的店铺密密麻麻——手机店、药店、服装店、打字复印、兰州拉面。
谭志强看着窗外。他在深圳待了二十多年，已经不习惯这种尺度的城市了。所有东西都离得很近——人和人之间、楼和楼之间、声音和声音之间。没有距离。
出租车停在老街口。他付了钱下车，站在路边看了一下。
老街不长，从头到尾走五分钟。两边是各种小店——杂货、五金、猪肉、理发。路面是水泥的，有些地方补过，新水泥和旧水泥的颜色不一样。电线像蛛网一样在头顶交叉。
他看到了那家五金店。
门面不大。卷帘门开着，门口堆了几捆PVC水管。一块旧招牌挂在上面——白底蓝字，"德厚五金"。字迹被太阳晒得有些褪色了。
他站在斜对面的路边，看了一会儿。
店里有人。一个男人坐在柜台后面——不高，偏瘦，头发灰白了，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深蓝色夹克。
蒋德厚。
二十一年没见了。上一次见面是2004年初。在深圳龙华一家小饭馆里，谭志强替父亲去找他"谈"。谈的内容很简单：你辞了职，拿着信封，回老家。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没看到。
那时候的蒋德厚三十八岁，头发还是黑的，手臂粗壮，说话带着浓重的黄冈口音。他坐在饭馆的塑料椅子上，面前放着一杯凉白开，手指在桌面上搓来搓去。全程没抬过头。
现在他五十九了。
谭志强整了整衣服——他穿的是一件灰色的休闲夹克，没有穿西装。来之前想过穿什么。西装太正式，显得有目的。牛仔裤太随便，不像他。最后选了这件夹克和一条深色休闲裤。像一个周末出门的中年人。
他走过去了。
店门口堆着的PVC管挡了一点路。他侧身绕过去，走进了店里。
日光灯管亮着，嗡嗡地响。货架上整整齐齐地码着各种五金件——螺丝、合页、门把手、角铁、电线、开关面板。空气里有一股铁锈和机油混合的味道。
蒋德厚抬起头来。
他看到了谭志强。
谭志强注意到了一个细节：老蒋认出他的速度。不是那种"你好像很面熟"的犹豫——是瞬间的、条件反射式的辨认。就像一个人在街上看到了一条蛇：身体比大脑先反应。
蒋德厚的右手搭在柜台上。手指蜷了一下。
"老蒋。"谭志强笑了一下。很自然的笑——他练了二十年，这种笑已经是肌肉记忆了。"好久没见了。"
蒋德厚没有立刻说话。他盯着谭志强看了几秒——不是审视，是确认。确认面前这个人不是幻觉，不是梦。
"谭……谭总。"他说。声音有点哑。
"别叫谭总。叫我志强就行。都老朋友了。"谭志强往店里看了一圈。"你这店开了不少年了吧？"
"二十……二十年了。"
"二十年。"谭志强点了点头。"不容易。我今天去武汉那边谈个项目，回程的时候想起你在黄冈——顺路过来看看你。"
他把"顺路"两个字说得很轻。
蒋德厚的嘴唇动了一下。"你坐。"他站起来，从柜台后面拖出一个塑料凳子。然后又走到店后面的隔间里，几秒钟后端着两个搪瓷杯出来了。水。
"没什么好茶，你将就喝点白水。"
"白水挺好。"谭志强坐下来，接过杯子。搪瓷杯很旧了，边沿上的漆磕掉了好几块，露出灰色的铁。
两个人面对面坐着。中间隔着柜台。
谭志强喝了一口水。然后他开始说话——说的都是闲话。他说公司最近在做一个半导体封测的项目，说深圳的房价又涨了，说女儿上高一了成绩还不错。他说得不急不慢，像一个许久不见的老同事来串门。
蒋德厚听着。偶尔"嗯"一声，偶尔点一下头。他的手一直搭在柜台上，手指没有动。
谭志强观察着他。
他在看老蒋的眼睛。
二十年前那个饭馆里的蒋德厚——全程不抬头。不敢看他。低着眼睛，搓着手指，像一条被踩住尾巴的狗。
现在的蒋德厚——在看他。
不是挑衅的看。也不是对视。是一种隐忍的、试探性的注视。像一个人透过门缝往外看——想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但不确定该不该把门打开。
谭志强心里微微收紧了一下。
他换了个话题。
"老蒋，你身体怎么样？快六十了吧？"
"五十九。"
"要注意身体。我们这个年纪——血压、血糖，该查的要查。"他顿了一下。"你家里人都好吧？听说你有个孙子了？"
蒋德厚的表情变了一下。变化很微小——嘴角动了一毫米，像被什么东西碰了一下。
"孙子今年四岁了。"
"好事。四岁，最好玩的时候。我女儿四岁的时候天天缠着我——爸爸讲故事，爸爸讲故事——讲到嗓子哑了她还不睡。"谭志强笑着说。笑容的弧度恰到好处——温暖，但不过分。
蒋德厚没有笑。
沉默了几秒。门外有人骑电动车经过，嗡嗡的声音从门口飘进来又消失了。
谭志强把搪瓷杯放在柜台上。
"老蒋。"他的声音降了半个调，不再是闲聊的语气了。"我今天来——确实有件事想跟你说一声。"
蒋德厚的肩膀绷了一下。很轻，但谭志强看到了。
"最近有个人在查华城的旧档案。"谭志强说。"法律援助中心的一个律师。姓周。我朋友跟我提了一嘴——说这个人在人社局查了华城的工人花名册。"
他说得很平淡。像在转述一条不太重要的新闻。
蒋德厚的手指在柜台上慢慢攥紧了。
"我也不知道他查这些干什么。"谭志强继续说。"华城都注销二十多年了。也许是哪个工人的后代想追诉工伤赔偿——但早过了时效了。也许是做什么课题研究。谁知道呢。"
他停了一下。看着老蒋的脸。
"我就是跟你说一声。万一他联系到你——花名册上有你的名字嘛，你是车间主任——你也别紧张。随便应付两句就行了。什么都不用多说。"
蒋德厚没有说话。
谭志强等着。
五秒。十秒。
"他……"蒋德厚开口了。声音比刚才更哑。"他打过我电话。"
谭志强的表情没有变化。但他的心跳加快了——一个非常轻微的加速，不会反映在脸上。
"是吗？什么时候的事？"
"一阵子了。"蒋德厚没有说具体日期。
"他问了什么？"
蒋德厚低下了头。看着柜台的玻璃面——玻璃下面压着一张手写的价格表，圆珠笔写的，字迹歪歪扭扭。
"问了一些……华城的事。工人啊，宿舍啊。问了几个名字。"
"什么名字？"
蒋德厚顿了一下。"问了何秀英。"
何秀英。
谭志强的脑子里快速转了一下。何秀英——花名册上的工人。女的。湖南人。他记不太清了。六十多个人，二十多年前的事。
"何秀英是谁？"他问。
"三楼的女工。湖南永州人。跟周敏住一间宿舍。"
周敏。这个名字谭志强记得。七个死者之一。那个弟弟来闹过的——十五岁的小孩在酒楼包间里说"我要去告你们"。
"周敏的弟弟在找何秀英？"
蒋德厚没有确认也没有否认。他只是看着柜台上的价格表，手指在玻璃面上轻轻地划。
"他还问了别的吗？"
"没了。就问了这些。我说我不记得了。记不清了。"
谭志强看着他。
老蒋的脸上有一种他熟悉的表情——像一堵裂了缝的墙。裂缝还不大，但你能感觉到背后的压力。水在渗。只是还没有透。
"你回答得很好。"谭志强说。"二十多年的事了，谁还记得清。"
他端起搪瓷杯，又喝了一口水。放下杯子的时候发出一声轻响，在安静的店里显得格外清楚。
"老蒋，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他的身体微微前倾，声音放得很低。"华城的事——我心里也不好受。那会儿我才二十五，很多事是我爸定的，我只是跑腿。但不管怎么说——出了那么大的事，我们谁心里都有个疙瘩。"
他看着老蒋的眼睛。
"但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法律上的事了结了——赔偿给了，行政处罚交了，工厂关了。二十多年了。我们都在往前走。你有你的店，你有孙子，日子过得安安稳稳的。我也有我的公司，我的家庭。大家都不容易。"
蒋德厚的肩膀微微松了一点。但手指还是攥着。
"这个姓周的律师——不管他在查什么——查到最后也是一堆旧档案。纸面上的东西。他翻不出花来。"谭志强靠回椅背上。"我告诉你这些，不是让你紧张，是让你心里有个数。他再打电话来——你不想接可以不接。想接的话，就说'不记得了，太久了'。不用多说别的。"
他顿了一下。
"也别跟别人提这件事。你老婆、你儿子——没必要让他们知道。过去的事翻出来，大家都不好看。你说对不对？"
蒋德厚点了一下头。动作很小。
谭志强笑了一下。"好。不说这些了。"他又恢复了那种轻松的语气。"老蒋，你孙子叫什么来着？"
"一诺。蒋一诺。"
"一诺。好名字。一诺千金。"
蒋德厚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
谭志强接住了那个目光。只有一秒。然后他站起来了。
"行了，不耽误你做生意了。改天你来深圳，给我打电话，我请你吃饭。"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张名片——盛达科技的，烫金的——放在柜台上。"这是我的号码。"
蒋德厚没有去拿名片。
谭志强也没有在意。他拍了拍蒋德厚的肩膀——力度不大，时间不长，像老同事之间的一种习惯性动作。
"保重啊，老蒋。"
他走出了五金店。
门外的阳光比店里亮得多。他眯了一下眼睛，适应了几秒。
他没有立刻走。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从口袋里掏出手机，假装在看消息。实际上他在回想刚才的每一个细节。
老蒋的眼神。老蒋的手指。老蒋的肩膀。老蒋说"他打过我电话"时的声音。
他判断了一下。
老蒋还没有说。如果他已经跟周衍说了什么实质性的东西，他刚才的反应会不一样——要么更慌，要么更硬。但他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悬而未决的状态。像一枚硬币被抛到了空中，还没落下来。
好消息：还没落。 坏消息：还没落。
他把手机收起来，沿着老街往回走。走了几步，他回头看了一眼五金店。蒋德厚还坐在柜台后面，没有动。
谭志强转回头，继续走。
他在想一件事。刚才老蒋说周衍问了"何秀英"。何秀英是谁？一个普通女工。火灾里既没有死也没有出现在受伤名单上。周衍——周敏的弟弟——为什么要找这个人？
他不知道。
而且他发现了一个更让他不安的事实：这件事已经超出了他原本的判断范围。他以为周衍在查火灾——消防鉴定、安全门、赔偿——这些东西他都有防线。但周衍在找一个活着的人。一个跟他姐住同宿舍的女工。
这是什么方向？
出租车在老街口等着——他来的时候让司机不要走。他拉开车门坐进去。
"师傅，去黄冈西站。"
出租车启动了。他靠在后座上，看着窗外。
黄冈的街道在下午的阳光下看起来很旧。旧的楼、旧的店、旧的路。所有东西都带着一种被时间打磨过的灰暗感。像一张老照片——颜色退了，但形状还在。
他想起了刚才老蒋看他的那一眼。他说"一诺千金"的时候，老蒋看了他一眼。
那个眼神很短。但谭志强读出了东西。
不是恐惧。不是服从。是一种很微弱的、几乎不可辨认的东西——
厌恶。
很轻。轻到如果不是谭志强一直在观察，他可能注意不到。但它确实存在。像一层薄薄的雾，在老蒋的瞳孔深处闪了一下就散了。
谭志强坐在出租车里，想着这个字。
厌恶。
二十一年前的老蒋不会用这种眼神看他。二十一年前的老蒋只有恐惧和顺从。他拿了信封、签了字、回了湖北。像一个交了赎金的人质——走了，但走得低着头。
现在不一样了。
也许是时间。二十一年够一个胆小的人慢慢积攒出一些东西——不是勇气，老蒋可能永远不会有勇气。但是——一种判断。一种"我知道你是什么人"的判断。
老蒋不再怕他了吗？不——他还是怕的。他的手指攥着柜台，他的肩膀在绷。但在恐惧的底下，有了一层别的东西。
这让谭志强觉得不舒服。
不舒服——但还不至于危险。老蒋是一个胆小的人。胆小的人不会因为厌恶一个人就去冒险。他会继续缩在黄冈，继续卖螺丝，继续说"我不记得了"。
但如果周衍再去找他呢？如果周衍不是打电话，而是坐高铁来黄冈，坐在那个塑料凳子上，跟老蒋面对面——
一个胆小的人面前摆着两个选择：继续沉默，或者开口。继续沉默是因为恐惧。开口——也许也是因为恐惧。但开口的恐惧指向的是另一种东西：带着秘密死去的恐惧。
五十九岁的人。有孙子了。夜里会醒。
谭志强闭上了眼睛。出租车在颠簸的路面上轻轻晃着。
他想到一个词：时间。
时间在他这边吗？
二十年前——时间在他这边。所有的证据在消失，记忆在模糊，工厂被拆了，工人散了。每过一年，华城电子厂都离现实更远一步。
但现在他不确定了。因为一个变量：周衍。这个人不像其他人那样在遗忘。他在做相反的事——他在打捞。他从时间的河底打捞那些沉下去的东西。花名册。社保记录。旧电话号码。
而另一个变量是老蒋。时间对老蒋做了什么？时间让他变老了，让他有了孙子，让他的夜晚变得越来越长。时间让一个胆小的人攒够了足够多的失眠——多到也许有一天，他会觉得开口比沉默更容易忍受。
谭志强睁开眼睛。高铁站的灰色建筑出现在前方。
他下了车，进了站。在候车厅里坐下来，掏出手机。
他没有给老黄打电话。他给秘书发了一条微信：
帮我查一个人。何秀英。湖南永州人。2003年前后在深圳宝安务工。查她现在在哪、做什么。
发完之后他想了几秒，又加了一条：
不要走公司渠道。找外面的调查公司。账走我个人。
手机震了一下。秘书回了一个"好的谭总"。
他把手机放进口袋，靠在候车椅的靠背上。
对面的候车座上，一个年轻女人抱着婴儿在哄睡。婴儿的脸红扑扑的，眼睛闭着，嘴巴一张一合像在吃什么看不见的东西。女人轻轻地晃着，嘴里哼着一首听不清的歌。
谭志强看了一会儿，移开了目光。
检票口的显示屏上跳出了他那趟车的信息。他站起来，排进了队伍。
回深圳。回他的三层半别墅、他的保时捷、他的上市公司、他的人大代表证。回那件很贵的外衣里面。
外衣还在。还没破。
但他感觉到了一些东西——像衣服内侧的一根线头，被什么东西勾住了，正在慢慢地、一点一点地被抽。
他不知道线头的另一端在哪里。
也许在黄冈老街的五金店里。也许在宝安区法律援助中心的办公桌上。也许在一个叫何秀英的女人身上。
也许同时在三个地方。
三根线同时在被抽。而他还不知道它们连着的是同一件衣服的同一块布。
检票口嘀了一声。闸门开了。
谭志强走了进去。